今天给各位分享马克思韦伯的知识，其中也会对马克斯韦伯指出任何组织都必须由某种权力作为基础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马克斯·韦伯名词解释
• 2、马克思·韦伯
• 3、马克斯韦伯提出什么理论?
• 4、马克思·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四个命题 #笔记
• 5、马克思韦伯的思想理论
• 6、马克思韦伯谈现代性

马克斯·韦伯名词解释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1864年韦伯出生在德国爱尔福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1876年的圣诞节，年仅十叁岁的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两篇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迁徙运动的历史”。在十四岁时，韦伯写的信件便开始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他进入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1880年代的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画，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Ostflucht）：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这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名声。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也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韦伯是一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他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其核心是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他的理论是对泰勒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对后世的管理学家，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思·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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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代表德国在凡尔赛会议上进行谈判,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称为“组织理论之父”。著作:《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思想源自康德的唯心主义,但没有割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而是强调观念对社会的反作用。

提出“新教伦理”：新教观念中的“人们应当极力追求财富,并保持简朴生活,这是上帝允许人们上天堂的方式。”极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但“理性主义思想”会逐渐破除传统的迷信和权威家长制,把社会“去魅”成极端追求理性,高效率获取利润的社会。这会导致神话传统的破坏，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

对传播媒介的研究：首先他承认报刊能够传递不同观点,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后他提出民众对报刊的期待会塑造不同类型的报刊,这种影响比报刊对民众的塑造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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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提出什么理论?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有效的组织模式，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组织来说是最理想的。对韦伯来说，“理想”并不是指合乎需要，而指的是组织的“纯粹形态”。

与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 以及奉行实证主义的杜尔凯姆相比，韦伯更强调主观因素对社会研究的重要性。学者需要以主观选定的理想类型为研究框架，并可以以人们对社会现象的主观理解为诠释对象。因此韦伯对宗教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深，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注重禁欲的基督教新教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韦伯也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

在社会组织中，理性化意味着从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的过渡。 这两种权威以及魅力权威是韦伯对权威来源的分类。韦伯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和亨利·法约尔处于同一时期，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作出杰出贡献，是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思·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四个命题 #笔记

马克思·韦伯关于现代性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核心，叫做 「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然而这样一个深刻理解现代科学理性力量的他，也却是对于Rationalism的一个怀疑者，或者说反思者。

1917年，韦伯在慕尼黑做了一个演讲，主题是「以学术为志业」。其中有一段演讲非常著名——

韦伯认为科学根本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这类问题。也就是说，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给予我们一个最优的解答。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中的第一个命题叫做 「祛魅（disenchantment）」 ，简单来讲就是「祛除魅惑性」，指的是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将过去对自然世界认识中的「神秘性」消除了。

现在看到这种神秘的不可知性，当代人总有一种不屑和愚昧的嫌怨，然而在过去，这却是人与世界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表征。这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和整个宇宙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构成所谓的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从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

然而，「理性的力量驱散神秘的魅惑」通过将宗教理性化，再转向祛宗教本身，把自然世界客观化了。世界不再具有神性和灵性，成为了因果规律环中的冰冷世界。

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而清醒后失去默认选项的人，又如何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

韦伯的第二个命题叫做 「诸神之争」 。它指的是人与人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它越出了科学理性的边界，是探讨关于终极价值的问题。

生活中有两种判断，一个是「事实判断」，一个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描述一个事实，而价值判断则是在表达食物应当如何。在价值判断的语境中包含了一种好坏对错，高低优劣的主观取向。

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因此事实判断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在古时候，人们相信世界是有一套统一的秩序的，然而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明白了物质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终极答案，因此，价值判断成为一种更个体化的标准，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

韦伯有一句名言——

价值多元化虽然给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自由，但是也造成了现代人的迷茫。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个选择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对的，这导致了现代人内心充满了疑虑与不确定感，造成了一种 「价值真空」 。

第三个命题来自于两种理性，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和 「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简单来说，前者指的是为达到目的采取的最优的理性计算手段；而后者则关心的是目的本身该不该，要不要。

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理性的表现是：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结果就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这也导致了社会制度的 「官僚制（bureaucracy）」 化，官僚制追求高效率：

而 「非个人化（impersonal）」 ，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复杂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体系下变成了可计算的变量与指标。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使其太强大以至于压倒了价值理性。现代人甚至放弃追求价值理性，将工具理性奉为圭臬。手段变成了目的。

韦伯的第四个命题叫做 「现代的铁笼」 。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是，理性化把现代铸造成了一个铁笼。理性化催生了官僚制，官僚制的非个人化原则带来了系统效率的提升和理性计算的简化，在这套系统的蔓延下，整个社会最后像是一部运转效率极高的巨大机器。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铁笼」的由来。

铁笼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 「讲求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 的社会文化。譬如说，假冒伪劣缴纳罚款这样的用理性功利的计算来解决道德问题的社会规范，这种逻辑虽然效果极快，却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第二个问题则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 「人与人和人与组织之间成为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 的社会关系。人在供需关系的巨大竞争压力下变成了一种商品，需要去应对来自于组织和他人的需求，使自己变得「有用」，因此看似在多元价值的社会中有选择的自由，却远没有机会去发展和丰富自我，而是在争分夺秒中成为「铁笼」中一个优质的零部件。

然而解决之道也绝非打破铁笼，因为铁笼虽束缚了现代人，却也同时带给现代人巨大的物质基础以及建立在之上的精神文明。

可行之法在哪里也许还没有人有答案。可是诚实地去正视这一切，才是现代人能够，也应当去做的。

因为韦伯说——

马克思韦伯的思想理论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思想精要

一、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行政组织体系又被称为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与汉语不同，它并不带有贬义。韦伯的原意是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要使行政组织发挥作用，管理应以知识为依据进行控制，管理者应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应该依据客观事实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来领导，因而这是一个有关集体活动理性化的社会学概念。

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结构可分为三层，其中最高领导层相当于组织的高级管理阶层，行政官员相当于中级管理阶层，一般工作人员相当于基层管理阶层。企业无论采用何种组织结构，都具有这三层基本的原始框架。

韦伯指出，现代的行政组织存在着一种正式的管辖范围的原则，这种管辖范围一般是由规则(即法律或行政规定)来确定的。这意味着：按行政方式控制的机构目标所要求的日常活动，是作为正式职责来分配的；执行这些职责所需要的权力是按一种稳定的方式来授予的，并且由官员通过肉体的、宗教的或其他的强制手段来严格地加以限制；对于正常而持续地履行职责和行使相应权利的方法应有所规定，只有按一般规定符合条件的人才会被雇佣。这三项要素在国家范围构成为一个行政组织体系的机关，在经济领域则构成为一个行政组织体系的企业。

至于“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中所谓“理想的”，并不是指最合乎需要的，而是指组织“纯粹的”形态。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各种组织形态的结合或混合，但韦伯为了进行理论分析，需要描绘出一种理想的形态。作为一种规范典型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有助于说明从小规模的创业性管理向大规模的职业性管理的过渡。其之所以是理想的，是因为它具有如下特性：

(1)任何机构组织都应有确定的目标。机构是根据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组成的，并具有确定的组织目标。人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组织为了达到目标，把实现目标的全部活动进行划分，然后落实到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组织中的每一个职位都有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合法化的，在组织工作的每个环节上，都是由专家来负责的。

(3)按等级制度形成的一个指挥链。这种组织是一个井然有序且具有完整的权责相互对应的组织，各种职务和职位按等级制度的体系来进行划分，每一级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其上级的控制和监督，下级服从上级。但是他也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样，作为上级来说必须对自己的下级拥有权力，发出下级必须服从的命令。

(4)在人员关系上，他们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个人决定，而是由职位所赋予的权力所决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影响到工作关系。

(5)承担每一个职位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也就是说必须经过考试和培训，接受一定的教育获得一定的资格，由需要的职位来确定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承担。人员必须是称职的，同时也是不能随便免职的。

(6)该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委任的，而不是选举的(有一些特殊的职位必须通过选举的除外)。

(7)管理人员管理企业或其他组织，但他不是这些企业或组织的所有者。

(8)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并且有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有严格的考核制度。管理人员的升迁是完全由他的上级来决定的，下级不得表示任何意见，以防止破坏上下级的指挥系统，通过这种制度来培养组织成员的团队精神，要求他们忠于组织。

(9)管理人员必须严格地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这些规则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而适用于一切情况。组织对每个成员的职权和协作范围都有明文规定，使其能正确地行使职权，从而减少内部的冲突和矛盾。

韦伯认为，合法型统治是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基础，因为它为管理的连续性提供了基础，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是按照他对工作的胜任能力来挑选的，具有其合理性；领导人具有行使权力的法律手段；所有的权力都有明确的规定，任职者不能滥用其正式权力。合法型统治是以一种对正规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力的信任作为基础的。这种组织的管理制度不仅具有合法的公认权威性，并且具有“理性”，即能够实现最佳管理目标。

二、权力的分类

韦伯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目标，只有权力才能变混乱为有序。如果没有这种形式的权力，其组织的生存都是非常危险的，就更谈不上实现组织的目标了，权力可以消除组织的混乱，使得组织的运行有秩序地进行。

韦伯把这种权力划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理性的、法定的权力。指的是依法任命，并赋予行政命令的权力，对这种权力的服从是依法建立的一套等级制度，这是对确认职务或职位的权力的服从。第二种是传统的权力。它是以古老的、传统的、不可侵犯的和执行这种权力的人的地位的正统性为依据的。第三种是超凡的权力。它是指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崇拜和迷信的基础上的。韦伯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三种纯粹形态的合法权力，它们各自的合法性依据如下：

(1)法定的依据。其依据是对标准规则模式的“合法性”的信念，或对那些按照标准规则被提升到有权指挥的人所具权力的信念(法定权力)。

(2)传统的依据。其依据是对古老传统的不可侵犯性和对传统执行权力的人的地位的正统性信念(传统权力)。

(3)超凡的依据。其依据是对个别人特殊和超凡的神圣、英雄主义或模范品质的崇拜(超凡权力)。

韦伯认为，这三种纯粹形态的权力中，传统权力的效率较差，因为其领导人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仅是单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超凡权力过于带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或神圣的启示，所以这两种权力都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理性和法律的权力(合法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理性的合法权力具有较多的优点，如有明确的职权领域；执行等级系列；可避免职权的滥用；权力行使的多样性等。这样就能保证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因而是保证组织健康发展的最好的权力形式。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的管理制度

韦伯认为，管理就意味着以知识和事实为依据来进行控制。“领导者应在能力上胜任，应该依据事实而不是随意地来领导。”他指出：最纯粹的应用法定权力的形态是应用于一个行政组织管理机构的。只有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由于占有、被选或被指定而接任权力职位，才能真正发挥其领导作用，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下列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这些准则包括：

(1)他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只是在与人身无关的官方职责方面从属于上级的权力。

(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务等级系列组织起来。

(3)每一职务都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

(4)根据契约受命，即原则上建立在自由选择之上。

(5)候选人是以技术条件为依据来挑选的，在最合乎理性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考试获得的、通过证书确认的专业业务资格的，他们是被任命而不是被选举的。

(6)他们有固定的薪金作为报酬，绝大多数有权享受养老金，雇佣当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在私营组织中)才有权对这些官员解雇，但这些官员则始终有辞职的自由。工资等级基本上是按等级系列中的级别来确定的。此外，还根据“身份地位”的原则。

(7)这个职务是任职者惟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工作。

(8)它成为一种职业，存在着一种按年资或成就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升迁制度。升迁由上级的判断来决定。

(9)工作中官员完全同“行政管理物资分开”，并且不能滥用其职权。

(10)他在行使职务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的约束和控制。

这种类型的组织，在盈利经济的企业里，或者在慈善机构或者任何其他追随个人的思想目的或者物质目的的企事业里，以及在政治的或者僧侣统治的团体里，都同样可以应用。例如，在私人诊所以及在修道院医院和教会医院里，其官僚体制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典型地把“职务”工作和“私人”活动区分开来，都是典型的官僚体制的现象。同样，大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企业越大情况越是如此，政党和官僚体制的军队的运作，也毫不逊色。

在官僚体制中，专业业务资格的范围在日益扩大，即使政党和工会的官员也需要专业的知识。为实现其目标所需要的全部活动都被划分为各种基本的专业，作为任务分配给组织中的各个成员。经过这样最大限度的分工，在组织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由拥有必要职权的专家来完成其任务。因此，组织规定每一个成员的职权范围和协作形式，以使得各成员能正确行使职权，减少冲突，从而使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都优于其他组织形式，所以是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

韦伯认为，在所有的领域里(国家、教会、军队、政党、经济企业、利益集团、协会、基金会等等，等等)，“现代的”团体形式的发展一般是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尽管有形形色色的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机构，会议制的利益代表机构也好，议会的委员会也好，“苏维埃”也好，名誉官员或陪审员也好，或者不管什么机构也好，所有持续的工作都是由官员们在办公机关里完成的。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都纳入这个框架之内。人们只能在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和“外行化”之间进行选择，而官僚体制化的行政管理优越性的强大手段是：专业知识，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

总的来说，合理的官僚体制的一般运作方式表现如下：

第一，存在着固定的通过规则，即法律或行政规则普遍安排有序的机关权限的原则。也就是说：①对为了官僚体制统治机构的目的所需要的、经常的工作，进行固定的分工，作为职务的义务。②对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所需要的命令权力，同样进行固定的分割，并且通过规则对赋予它们的(有形的、宗教的或其他的)强制手段，划清固定的界限。③为经常性的和持续的履行这样分析的义务和行使相应的权利，通过招聘具有一种普遍规定的资格的人员，有计划地事先做好安排。这三个因素在公法的管理里构成一种官僚体制“行政机关”的存在，在私有经济的管理中，则构成一种官僚体制“企业”的存在。

第二，存在着职务等级的和审级的原则，也就是说，有一个机构的上下级安排固定有序的体系，即上级监督下级。这种类型充分发展时，这种职务等级是按照集权体制安排的。等级和审级的原则同样存在于国家和教会的机构里，也存在于所有其他官僚体制的机构里，如大的政党组织和私人的大企业里，不管人们对私人的审级机构是否称为“机关”。

第三，存在着行政管理档案制度原则。现代职务的执行是建立在档案(保存着原始文件和草案)和建立在一个各种各样的常设官员和文书班子的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的全体人员和相应的物资机构以及档案机构组成一个“办事处”。现代的机关组织原则上把办公室与私人住所分开。因为它从根本上把职务工作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领域同个人的生活范围分开，把职位上的财物同官员的私有财产分开。今天，这种状况既存在于公众的机关里，也存在于私人经济的企业里，而且在私人企业里，这种状况也在扩大到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家本人身上。

第四，职务工作，至少是一切专门化的职务工作，这里的现代职务工作，一般是以深入的专业培训为前提的。这也同样愈来愈适用于私人经济企业的现代的管理者和职员，也适用于国家的官员。

第五，职位得到充分发展时，职务工作要求官员要投人他的整个劳动力，尽管他在办公室里履行义务的工作时间标准可能有固定的界限。这作为正常情况，也同样是在公众的和私人的职位上漫长发展后才得到的产物。从前，在所有情况下，一般正好相反，完成业务是“次要的职务”。

第六，官员职务的执行，是根据一般的、固定的、有说明的、可以学会的规则进行的。因此，这些规则的知识就是一种特殊的学问，而官员们可以拥有这种学问。

韦伯认为，对于官员们内在的和外在的地位来说，合理的官僚体制具有下述后果：

其一，职务就是“职业”。这首先表现在要求有明确规定的、在很长时间内往往要投入整个劳动力的培训过程和进行一般规定的专业考试作为聘任的先决条件。此外，还表现在官员地位的义务性质上。例如，政府的官员至少在充分发展的现代国家里，不被视为一个管理者个人的侍役。但是主教、牧师、传教士，从本质上讲，今天也不再是一种纯粹是个人魅力的体现者而已经成为一个服务于客观目的的官员。

其二，官员个人地位的形成就可以有多种方式：

——现代官员，不管是公众的官员也好，是私人的官员也好，同被管理者相比，总是力争享有一种特别高等级的社会评价。他的社会地位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规定保证的。由于所规定的专业培训价钱昂贵和官员受等级惯例约束，官员主要出身于享有社会和经济特权的阶层的地方，一般而言，官员实际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任职资格一般受拥有受教育机会的约束，受教育专利的影响，自然提高了官员社会地位中的等级因素。而且它还个别地——如在德国的军队里——在规定中得到着重的、明确的承认：吸收晋升的候补官员取决于官员团体(军官团)成员的赞同(“选举”)。类似的促进官员的行会式封闭的现象，也典型地存在于过去的世袭制的官员里，特别存在于俸禄制的官员里。

——官员是由一个上级机关任命的。由被统治者选举的官员不再是纯粹官僚体制的人物了。当然，选举形式的存在，不意味着背后就没有隐藏着某一种任命。不过无论如何，通过被管理者选举任命官员改变着等级服从的僵化性。一位由被管理者任命的官员对于他的上司官员，原则上讲是独立自主的，因为领导他的职位不是“由上”而来的，而是由下而来的，或者他并不依附于他的职务等级上的上级机关，而是依附于党的当权派(政党的党魁)，党的当权派也决定着他的前程。

——一般存在着职位的终身制，至少在公众的和与之相接近的机构里如此，即使在可以解聘或者定期重新批准的地方，职位的终身制也被视为实际规则的前提条件。在私有企业里，一般这也是官员的特征，正好同工人形成对照。然而，这种法定的或实际的终身制并不像过去很多统治形式里看做官员对职务的“占有权”，而是凡在产生法律保障不被随意罢免或调动的地方，法律保障的目的仅仅是：为严格客观的、没有个人考虑的履行有关具体职务的责任提供保证。

——官员定期拿到货币报酬，一般采用固定的薪金和退休金这种年老保障的形式。薪金原则上不是根据按照劳动效益采用工资形式来衡量，更多的是“等级性的”，也就是说，根据职能的方式(“官阶”)和根据职务工龄来衡量。

——与机构的等级制度相适应，官员的“仕途生涯”是由底层的、较不重要的、报酬较少的职位，逐渐向上安排的。一般官员当然力争尽可能机械地固定晋升的条件，在专业考试制度发达的情况下，专业考试成绩便对官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实践应用

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结构其实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组织形式，因为它能在技能和效率的基础上，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今天各种各样的组织，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尽管官僚组织结构有较多的缺陷，但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官僚制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确实能给组织带来高的效率。

但是，今天人们却也经常在批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对于官僚制度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诸多假设的有效性问题。比如说，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强调建立等级系统，认为它有助于促进纪律和加强统一指挥原则，而且官僚组织结构理论是以技术为根据来选择候选人的。在这里，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当上级与下级之间出现不协调时，上级的判断必然比下级的判断正确。显然，这个假设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上级并不可能总是比下级正确。又比如说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强调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决策者决策时考虑的只能是规章和程序、合理性和效率。在这里，隐含着的一个假设前提是：组织中只存在正式组织的框架，否认人的感情等非正式组织方面的因素对管理者决策的影响。显然，这个假设前提也是不能完全成立的。

(2)人们对官僚组织结构理论最激烈的批评是它过分地强调执行规章制度。当然，任何一个组织都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规范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行为。但是，过分地强调规章制度也会抑制创造力、革新精神。它使得组织的“官僚”们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借口下不做与现实不相关问题的决策；不过早地做决策；不做其他人会做的决策。对于官僚们来说，只要按章办事就不会犯错误，至于说如何才能提高组织的效率，则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事情。久而久之，官僚组织中的“官僚”们就形成了这样的行为规范：求稳定和坚持原则对个人成功是至为重要的；宁可把冒险的决策推给别人也不愿意自己冒可能犯错误的风险；否定一个建议比肯定一个建议更安全；慢慢研究比马上决定更为稳妥。其结果，就形成了人们所批评的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了。

马克思韦伯谈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的理论代表着现代性走向“成年”

在古代，人们信仰宗教，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可现代的理性主义通过科学，驱散了过去的一切非理性，上帝没有了，迷信没有了，这个世界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过去人们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但现在各有各的价值取向，这难免会产生更多的纠纷。

韦伯是第一个提出对现代性反思的人，他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盲目自大所带来的危险。